我曾经是个理想主义者。现在我遇到了一些麻烦，所以我要把它解决掉。
这天清晨，我轻蔑地和自己较劲，所以直到正午时分我才起床。——也就是说，我洗完脸后会在小区楼下逛两圈。买个鸡蛋饼、香蕉或者吃碗刀削面。——对于那些了解生活的人来讲，我们必须要在面汤上添油加醋。归根到底，午后树梢下，老人们慵懒地坐在传统小吃摊前面的情景，会严重改变我们对于生活的看法（别看不起他们，你很快也会下场凄凉）。然而当我吃卤蛋吃到一半的时候，一辆巡逻交警们看起来不用麻烦敲车窗的红旗轿车在我面前停了下来（完全挡住了街对面卖花糕的刘姐）。
“言蹊。上车。”阿轩摇下车窗后对我说，“有些事情要对你说。快点。”他戴着一双日本产的黑色墨镜。
“好吧。”我说。迈开步伐的同时拎上了餐桌上的五只香蕉。
“身手变差了一点。猎豹。”阿轩看了看他的新款手表说。我们过去常常用‘猎豹’形容速度。
“怪车身太长。”我说，“吃香蕉吗？”
“不了。”他说。他把油门开到了最令人愉快的速度。于是我慢慢剥开了一支充当下午茶的早餐香蕉。
“还有墨镜吗？”我看了看驾驶座上面的仪表盘说。
“下次送一双给你。”他说，“平时我都是一个人骑着车跑的。”
“不用了。我是个怀旧的人。我那双墨镜挺好的，我戴了好几年了。”我说。看了看窗外。将军大道上的冒牌天使商标琳琅满目。
“怎么了？”阿轩忽然说。
“没事。看起来有点散光近视。也许是很久没出来兜风的缘故。”我说。或许我们曾经都缺乏勇气地深刻怀疑过这个时代。但是现在不会了。我想。
天空似乎又要下雨了。几个矮茄子手推车都有着往后回旋的趋势。
“靠边停下车吧。阿轩。”我对着天灰灰的窗外说道，“我下去买点吃的东西。”
红旗停了下来。我走出车门，车窗缝隙里的阿轩脱掉墨镜后点燃了一支香烟。
“领导要巡查什么？”飞蛾发色的军大衣红薯摊贩毕恭毕敬地对我说。他的声音听起来要比模样年轻许多。
“老大哥，别客气。我不是什么领导。”我这样对他说，“今天的生意好吗？”
“挺好的。谢谢关照。”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包花生说，“这是我媳妇自己种的花生。尝尝吧。领导。”
“不用了。谢谢。”我看了看推车火炉说，“这火挺旺的。麻烦给我两包玉米吧。我挺喜欢吃玉米的。”
“好勒。领导。”他说。这声音标志着一个漫长时期的结束。我小时候挺爱吃花生酱的，但我很快回到了车上。红旗驶过一条隧道后，市区之外的道路逐渐变得狭隘起来。
“我需要你的帮助。言蹊。”雨点落了下来。阿轩摇上车窗后说。
“多说无益。先找个地方避雨吧。”我说。
“你想去哪？”阿轩说。
“去一个能解决男人忧郁的地方。”我说。
新主义女权运动里说，男人并不需要娱乐。我想我有时候会同意这句话。但小糖人烧烤酒场里的男男女女严重混淆了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酒场的天花设计呈钟表的陀飞轮形状。前几年的时候我看着它，觉得自己很快就会从蓝色酒瓶子里破膛而出。所以有时候我会在想：在这么一个普通到乏善可陈的夜晚，我们真正能做得仅仅是在保障自己最后能爬上滴滴系好安全带的前提下尽可能倾听足够多的谎言、虚伪与烦恼。我们多听话，狡诈，贪婪与幸福啊。但阿轩对此一声不吭。
“来两瓶英雄牌啤酒吧。”我看了看阿轩说。
“要得。记下了。”黑色围裙系反的服务员在我们面前点亮了一块36的红牌子号码。
那时我们二十一岁。世界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一伸手就能把它抓住）。——我是金子，我要发光的。我要飞到纽约，上海，伦敦，巴黎，柏林还有巴塞罗那。那天晚上，趁着小雨的意兴阑珊，我和阿轩聊了很多，以至于我又有了同样的错觉：我们曾经都轻蔑地对待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