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供销社占地五十多亩，分成东、西两院，中间被一条柏油马路隔开。供销社北面是国道，门市部紧邻国道，面北开门营业。东边门市部是供销社的主体，分成百货、鞋帽、五金、布匹四个班组。门市部往南是办公、仓库和职工宿舍用房；西院比东院狭窄，也就二十几米宽，最北面盖了两间间门市部，主要经营副食和农业生产资料。门市部南边，靠西墙盖了十来间小平房，两间用来存放农药和化肥，其余的房间作生产糕点、挂面和冰棍的厂房。院子西南角安装了一台变压器，东南角则盖了一间配电室。
糕点房在供销社就是个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打糕点用的面粉、油料、花生、豆类统统由粮站供应，而粮站属于粮食局下属单位。当时正在改革的初期，粮油供应实行双轨制。跟粮站搞好关系，按照国家定价供应粮油，糕点房就是个挺挣钱的买卖；搞不好关系，按协议价格供应原料，可能就要亏损。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对请客送礼控制的很紧，送多了财务上不好处理，送少了又不起作用。徐主任为了省心，干脆也学着石家庄造纸厂马胜利的样子，对糕点房实行了承包制，供销社提供厂房和机械设备，再配备几名职工，承包人承担所属职工工资和水电等杂费，按月上交供销社利润。
糕点房承包人就是教授。教授是上海知青出身，年龄比张斌大一岁。之所以官称教授，是因为那个年代学生没有现在用功，戴眼镜的非常少，杨继红带着个深度近视镜，一副满腹经纶的样子，在石门供销社显得鹤立鸡群，因此，大家就没人叫她的姓名，一律以教授代称。教授虽已结婚生子，当了三个孩子的母亲。但她身材高挑，皮肤白嫩，柳叶眉，丹凤眼，长着一张酷似当红电影演员刘晓庆一样的瓜子脸和性感的厚嘴唇。她集南方女人的精明与清秀于一身，非常会来事，也非常能吃苦。这也是她一个外地知青，能够早早地逃离农村，成为石门供销社正式职工的原因。
当年，教授从遥远的上海，孤身一人来到我们县插队落户时才18岁。因县里觉得女知青在知青点不好安排，干脆就把她分配到只有一个接收名额的小村冯家营大队。为避免受男孩子欺负，大队支委会研究决定，让她吃住在荣书记家里。
荣书记是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干部，为人朴实本分，不贪不占，虽当干部多年，家里过得并不富裕。大儿子已经二十多了，还跟两个弟弟合住在西屋，书记的闺女荣卫红便和教授住在西厢房里。
细皮嫩肉的教授，怀着广阔天地大有所为的崇高理想，从遥远的大上海来到了冯家营。常言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在村里扎下跟后，面对繁重的、永远也干不完的农活，教授心理充满了恐惧和不甘。但她人地两生，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手掌磨出了血泡，晚上挤破了，第二天还要装的跟没事人似的，拿起镰刀割麦子，扛起锄头去除草，手掌碰到镰刀把和锄杆上钻心的疼，但看到其他社员干个不停，他生怕别人看不起，再苦再累也不敢对外人说，只能在夜深人静、荣书记的女儿睡着后，躺在被窝里偷偷的哭泣。
住了一段时间，精明的教授发现，尽管荣书记是大队干部，为人也不错，也有不少人上赶着给老大提亲，但人家姑娘来相家，看到低矮的三间土坯房和三个能把富人吃穷的大儿子，再加上老大荣德强长的五大三粗，小眼睛，厚嘴唇，说话还瓮声瓮气，人家姑娘扭头就走。渐渐地，荣德强的婚事成了荣书记老两口的一块心病。老两口为这事经常唉声叹气。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磨练了革命意志，消除了“骄娇”二气，有了招工回城或就地安置进工厂、商店、推荐上大学等好事儿，所在大队都会优先考虑。教授暗想，自己一个外地人，举目无亲，父母、哥哥、姐姐虽在上海，但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工人，根本没有能力把她办回上海，回城一事她根本就不敢奢望；就地安置进工厂或推荐上大学，不做出点牺牲也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最近，因大儿子婚姻不顺，脾气更加暴躁的荣大妈，却经常找她聊天，问长问短打听她家里的情况，话里话外的试探她对大儿子荣德强的看法。
情商很高的教授当然明白荣大妈的心思。说实话，她一个漂亮的上海姑娘，打心眼儿里看不上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的农村人，更看不上憨头憨脑文化不多的荣德强。可是，要想脱离农村，跟荣德强搞对象是一条捷径，她又不得不委曲求全对现实做出妥协。经过深思熟虑、打定主意之后，当过些日子荣大妈再次试探她时，她假装羞涩的说：“德强大哥踏实能干，能看上我么？”接着就说出了自己干农活实在吃不消、想上大学的想法。
荣大妈一拍大腿，说道：“傻孩子，瞧你说的，我们家德强，要是真能跟你这个大城市来的姑娘结婚成家，那是他的造化，也是我们老荣家的光荣，他有啥不乐意的？你想上大学的事儿有啥难的，包在大妈身上！好歹你大爷也是大队书记，只要跟你德强哥结婚，咱就是一家人，我保证让你体体面面的去上学，不在农村受这份儿活罪”。
这天晚上，躺在大炕上，荣大妈跟老伴一说，荣书记立马吼道：“你这个老娘儿们想媳妇儿想疯了吧？人家一个细皮嫩肉、聪明漂亮的上海人，能看得上咱家德强？”
荣大妈把眼一瞪，说：“你就这么瞧不起自己的儿子？我跟继红一说，人家根本就没反对！但她有个想法，就是想上大学。这事儿解决了，他跟德强的婚事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你当书记这么多年了，脑袋就不行多转转？知青上大学公社有名额吧？别的大队能要来，咱们大队咋就不能要来？”
荣书记说到：“为了我儿子，也为了继红这孩子不在农村受这个罪，我可以上公社找李书记说去，但话说回来，继红上了大学，把户口迁走后反悔了，如果不跟咱德强结婚你也没辙，这事儿你要有思想准备！”。
荣大妈一听有缓儿，立马拍着胸脯打保票：“老东西，你只管给继红要指标，别的事我来办，不用你操那份闲心” 。
说着，荣大妈在书记胡子拉碴的老脸上狠狠地亲了一口，麻利的脱下身上的背心和短裤，掀开老头子的被子，翻身就扑了上去，一对年近半百的老鸳鸯，为庆祝大儿子即将娶上媳妇，重温了一场没有硝烟，没有刀光剑影，不结仇怨的老游戏！
第二天晚饭过后，荣大妈领着背地里千叮咛万嘱咐的荣德强来到了西厢房，以帮自己搓成纺线用的小棉棍为由，把女儿荣卫红叫到自己屋里。荣大妈从柜子里拿出弹好了的棉花，与自己的女儿一起没完没了的搓棉棍，直到西屋的两个小子进入梦乡，厢房的煤油灯耗尽了灯油没了光亮，才停了下来，并让荣卫红住在了自己屋里。
西厢屋里，一个是想媳妇想得发狂、拙嘴笨腮的荣德强，一个是一心要改变自己命运，除了嫁给眼前这个一身蛮力、斗大的字不识一升的农村青年，想不出其它办法的上海姑娘杨继红。想法不同，目的却出奇的一致—结婚。
既然两人目标一致，谈话、聊天就属于可有可无的点缀了。荣德强虽然嘴笨，但心里有数，体力充沛且荷尔蒙旺盛。他按照荣大妈教的要领，没说上几句话，就去摸教授的手，教授本能的略一退缩，那小子见没摸到，干脆又往教授身边挪了挪，伸出双手把教授的小手紧紧抓在手里，好像教授的手是一对随时可能飞走的小鸟，他必须要紧紧地抓住一样。
荣德强笨拙的叨咕着：“跟我结婚吧，我保证一辈子对你好”。
接着，他伸开双臂搂紧了教授。教授虽在上海长大，但她刚离开学校，就来到这里插队，从没谈过恋爱。这时，面对一个真诚、朴实的青年男性，教授也是春心萌动。扭头一看正房，东、西屋全都黑了灯，她立刻明白了。作为一个情窦初开的花季少女，她很自然地跟荣德强吻在一起。荣德强就像受到鼓励的斗士，紧紧地抱住教授，顺手把她推倒在大炕上……。
完事后，头脑简单的荣德强心满意足地躺在炕上睡着了。教授则躺在土炕上，则久久不能入睡。她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心里翻江倒海，五味杂陈。这泪水既有不甘和无奈，又夹杂着初为人妇的兴奋和不安，更多的则是对即将摆脱眼前困境、开始美好新生活的憧憬。
荣大妈见生米已经吃撑了熟饭，大儿子的婚事有了着落，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她跟荣书记提议，尽快给他们娶结婚证，办婚礼，好好地庆贺一番，然后风风光光的推荐儿媳妇上大学。
她简单粗鄙的想法马上又被荣书记泼了一盆冷水：“你这个老娘儿们，真是头发长见识短！结了婚继红就是咱荣家的儿媳妇了，我怎么说服大队其他干部，推荐自己的儿媳妇上大学？这是典型的官（公）权私用 ！另外，虽说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到外地上大学要好几年才能毕业分配，城里的女孩儿心气高，到时候看不起咱德强，出个岔劈儿怎么办？”
“你这死老头子！让你办点事咋这难，净会找借口说些丧气话！咱德强就那么差劲？再说，我都应人家孩子了，事到如今你说咋办！你当了这么多年的破书记，家里沾啥光了？！你就是个窝囊废！干不了甭干，省的成天跟社员生那份窝囊气！”荣大妈别看是个家庭妇女，在家里却一直很强势，被老伴儿劈头盖脸一顿训斥，她可不甘心，忽地从炕上起身坐了起来，瞪着眼睛，展开了猛烈还击。
见老伴儿急了，荣书记的话儿口立刻就软了 下来：“小声点，让继红听见多不好，我又没说不给办。听说这几天供销社正在招工，明天我去求求李书记，让继红去当售货员，风吹不着，雨打不到的，还不离咱家门口儿，直接就挣钱。先上班后结婚，我跟干部也好说话，结婚后挣钱上交，咱家也好攒钱盖房，那两小子也不小了，该操持房子了，不然，也不好娶媳妇！”
“这还像句人话！行，到供销社上班的事我去跟继红说，上大学不也是为了到外面工作吗？不上大学直接上班，脱离了农业地，量她也能同意！”荣大妈重新躺下，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大早，荣书记跟大队会计借了一辆旧自行车，来到公社找李书记要指标。
听荣书记说明来意，李书记眯着眼睛，盯住荣书记说道：“老荣，你得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也要晚节不保，在打人家女知青的主意？”
“没有，我一个大老粗，哪敢有这份花花肠子？”荣书记面红耳赤的连忙解释。
李书记之所以这样敲打荣书记，并非空穴来风，更不是跟荣书记开玩笑。他耳闻目睹，利用推荐女知青进工厂、上大学的权力，有些干部把人家城里来的黄花大姑娘给糟蹋了。现在，见一贯老实巴交的荣书记面红耳赤的熊样，他当领导的也不好再多说，就转移了话题。
“我料你有厉害的有老嫂子看着，也不敢打这个歪主意。不过，你们大队那个女知青，好像插队时间很短吧？为啥这么着急推荐？再锻炼个一年半载的不好吗？”
“来村也快一年了。”荣书记见李书记问起插队时间短这个问题，内心略一思忖，觉得索性直说，兴许能打动年轻的李书记。
“是这样，李书记，这不我养了三个儿子吗，老大德强年纪不小了，相了几次亲，一个也没成，都是嫌我家里穷，人家姑娘不愿意交往，扭头就走，现在还在打光棍。”
顿了顿，他偷瞟了李书记一眼，见李书记正在低头考虑，并未流漏不悦的神情，鼓起勇气接着说“自从我们家住了个女知青，德强就跟人家凑近乎，为了给人家留个好印象，他不光注意自身形象，天天洗头、洗脚，人也变得非常勤快，家里的活也抢着干，从不让女知青伸手。渐渐地，女知青对他有了好感。不过，人家姑娘尽管也想在农村好好干，但干起庄稼活来，她确实吃不消，她想尽快找个单位上班。”
“儿子搞对象倒是正事。力所能及的解决基层干部的困难，提高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也是我的份内之事，老荣你明说不就得了？跟我绕啥弯子？这样吧，你去知青办找高主任，领张招工推荐表，就说我同意你们村的那个女知青去供销社。不过这事挺急的，你别耽搁，回去尽快在大队支委会上讨论一下，盖好章报上来。不过，你儿子跟人家搞对象的事，其它大队干部知道吗？”
“绝对没人知道，李书记您放心。”
从李书记办公室出来，荣书记心里说不出的高兴。他到知青办领了表，顾不上在公社停留，骑上自行车，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大队。当天晚上，他就召开大队支委会讨论通过。第二天，盖好推荐表报到了公社知青办，不到一周就把杨继红弄到了石门供销社上班。
为防止夜长梦多，两个月后，荣书记家就大摆宴席，让荣德强与杨继红正式结了婚。但他心里明白，大城市来的杨继红，肯嫁给他大儿子荣德强，最根本的原因，是看中了他手中的权力，想通过他摆脱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现在，儿媳妇到供销社上班，儿子却在家务农，两个人更不般配。为了缩小农民儿子与职工媳妇的差距，给自己儿子的婚姻上一道保险，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以表示感谢为由，星期天跑了一趟县城，给李书记家里送了一袋大米，又托李书记的人情，把自己的儿子荣德强，弄进了工业局下属的石门建材厂，当了一名背粮上班的亦工亦农合同制工人。
因为文化和从小所处生活环境的差异，婚后小两口生活在一起，难免磕磕碰碰，但远没有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小日子还算安稳。教授从小生活在大上海，生活上追求高品位，不仅在穿着上从里到外干净利落，供销社分到的两间小平房，也被她归置的井井有条；工作上也争强好胜，不甘久居人下；荣德强出身农村，在他老爹的活动下，当上了合同制工人，也算脱离了农村，他已经心满意足。并且，他干的工作是又脏又累的铲车司机，一天到晚工作在山场，装完石子装白灰，浑身上下布满灰尘，他邋里邋遢的老毛病又犯了。下班回家，他顶多洗把脸，教授不嘟囔，从不主动洗头洗脚。脏衣服脱下后就仍在一边，等着教授给他洗，如果教授没时间洗，他第二天上班照穿不误，美其名曰洗了也没用，穿一天还是脏。烧菜、做饭等家务活，他本来就不会，更不愿主动去学、去做。教授烧的一手好菜，他见饭菜上桌，从沙发上爬起来，像小猫见了腥一般，倒上二两小酒就开喝，为此小两口没少争吵。好在荣德强除了邋遢懒惰，不讲究卫生之外，并无其他不良嗜好，发了工资，除了当月饭票和两桶5公斤塑料桶装的杂牌白酒的开销之外，余额悉数交账，从不在外边沾花惹草、招蜂引蝶、打牌赌博。
俗话说：床头打架床尾和，小两口打架不记仇。尽管荣德强与教授经常闹点小磨擦，但喝了点酒躺到床上，一身使不完的蛮力全部用到教授身上，完事后像死狗一样呼呼大睡。只要教授不来例假，他自己的身体没毛病，几乎天天如此，使教授在生理上到了极大满足，这也是这桩缺乏感情基础，因生活所迫各取所需凑合起来的婚姻，让教授在心里唯一感到安慰的地方。在小打小闹中生活了七八年，小夫妻相继生育了二个女儿。直到遇到苑振海，他们婚姻的航船才开始偏航。